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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鹏此刻正坐在迪拜家中的书架前，这里和巴黎一样，是他称之为家的地方。视频里的他和蔼可亲，态度温和，甚至十分谦逊。这与其竞争对手最熟悉的形象恰恰相反：他野心勃勃，将币安打造成了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他习惯于用不同的面孔与他人打交道。“如果美国人与我打交道，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亚洲人——比大多数美国人略微多一点亚洲人的特质，但比他们认识的其他亚洲人又少一点亚洲人的特质。如果亚洲人和我打交道，他们就会觉得我像美国人，但比他们平日接触的美国人少一点美国人的特质。我算得上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 最近，赵长鹏的强硬一面让他遭受严格审查。赵长鹏和币安在策略上制胜对手、玩弄宽松的法规，从而大获成功——每当有国家能够提供最有利的法规时，这位创始人就会在此处安营扎寨，各国政府包括美国都指责币安具有欺骗行为，违反国际制裁和洗钱规则。 币安坚称已经改变运营方式，现在合规才是目标；赵长鹏在代言这家改过自新的公司时，展现的总是他说话温和、为人谦卑的另一面。但币安的转变引起人们对赵长鹏的真实面目和他如何建立起业务的疑问——有关赵长鹏背景和币安运营的公开记录十分少见，这让这些问题显得更加尖锐。 对赵长鹏背景的仔细研究填补了其中的许多空白，揭示了币安创始人如何在双重身份中转换——多年来他以强硬手段击败商业对手，又能维持着态度友好的普通人形象。《财富》杂志对他的过去进行详细调查，参考对他熟人的采访和中文媒体的广泛评论，发现了塑造赵长鹏身份的两个世界：他成长时期所在的加拿大；他作为“海龟”回到的中国。他在本世纪前半叶乘着上海崛起的东风，一举站在全球商业的最前沿。 赵长鹏吸收了两地的经验，既掌握了许多中国科技界早期疯狂时期盛行的残酷商业策略，同时又保留了加拿大人那种漫不经心、不具威胁的性格——这种行为转移了人们对其战术的关注。 直到最近，赵长鹏还经常对加密货币和商业媒体发表讲话，但在过去几个月里，他已经完全减少了这种露面的次数——因为监管环境令人忧心忡忡，同时币安认为媒体对公司和赵长鹏进行歪曲报道。此次他打破一如既往的缄默，接受了《财富》杂志的采访，分享了许多以前没有报道过的生活细节。本次采访提供了赵长鹏经营业务的第一手资料，认为他的成功与中国侨民群体的发展趋势吻合，并将解读他智慧但性情冷淡的父亲如何影响币安作为加密货币巨头的出现。 学者父亲带领一家迁往国外 Keremeos Court建筑是一系列整齐的家庭联排别墅，除了环境令人耳目一新，它的其他方面并不引人注目。这些住宅被由味道浓烈的雪松和蕨类植物组成的巨大雨林环绕，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2,000英亩校园的一部分，校园位处温哥华的最西边，紧邻太平洋。 1989年，12岁的赵长鹏与母亲和妹妹来到这里，与他的父亲会合。赵长鹏说父亲一生爱书，即使下乡期间仍然坚持学习，父亲在学术上持之以恒，最终在加拿大找到一个研究地球物理学的博士项目，几年后他带着家人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他一起学习。 这里的环境与赵长鹏幼年时的乡村完全不通。在江苏省，学校与教室稀缺，教室里摆放着朴素的石桌——这在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十分常见，冬天时学习更是难上加难。像他的父亲一样，赵长鹏了解中国的贫困和匮乏，也意识到学术可以成为避难处。10岁时，他们一家离开乡村，搬往中国的一个小城市合肥，也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所在地。 在这片知识绿洲中，赵长鹏会坐下来听高年级学生之间辩论，他们有时会让他下棋。赵长鹏回忆道：“那些人教我如何下象棋、如何下围棋。他们谈论校园里不同的事情，甚至谈论政治。我认为与比你大七到十岁的人待在一起，确实[使]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与你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略有不同。” 当赵长鹏一家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他们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搬到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度之一。温哥华于19世纪70年代建立，除了原住民社区外，很少有人踏足此处。这座城市很快成为门户，连接从中国到加拿大的货物和人员流动——几十年来，它是反华种族主义的据点。这种偏见的表现包括臭名昭著的“人头税”，以阻止中国男人把妻子带到加拿大，即便是他们建造了该国的铁路和温哥华市的大部分地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和中国移民学者亨利·于（音译）说：“尽管[温哥华]一直有中国人，但他们像哈利波特一样住在楼梯下。他们是仆人，而不是房主。”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已经完全改变态度。加拿大为了振兴和多元化发展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开始吸引它曾轻视的太平洋彼岸的移民。该计划包括为那些投资40万加元的人提供签证，吸引像赵长鹏父亲这样的学者。渥太华打算向雄心勃勃的中国人发出信号：“如果你想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加拿大正为商业敞开大门。” 反亚裔情绪在温哥华仍然存在，亚裔在社区的某些地方依旧十分不受欢迎，但赵长鹏并不经常遭遇种族主义。他就读的高中由各族裔学生组成，其中大部分人与大学有联系。不过，赵长鹏在一些关键方面与他的同学们不同。他回忆说，尽管有几十个其他亚洲学生，但他是仅有的两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之一。大多数人来自更富裕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他们和赵长鹏不同，并不居住在为研究生和校园工作人员保留的简陋房屋中。 赵长鹏回忆起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学生之间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讲中文的富裕移民群体中存在的区别。他说：“中国香港的孩子们更喜欢品牌，时尚品牌、跑车等等。中国台湾人，虽然都非常富有……但是有一种更谦逊的态度，我和他们相处得更好。我从中国台湾家庭学到很多谦逊的价值观。” 如今，币安及其BNB代币享有的高估值意味着赵长鹏身价数十亿美元，但他至少在公开场合仍然保持着“谦卑的价值观”。与加密货币群体中更令人生厌的人相比——有些人买了不会开的兰博基尼并告诉加密货币怀疑论者“享受贫穷的乐趣”——赵长鹏从未展现过浮夸的一面。 在温哥华，他的母亲从事缝纫工作，父亲开着一辆破旧的达特桑汽车，赵长鹏经常乘坐朋友父母的宝马车来回于排球比赛，他是排球队的队长。在他的记忆中，唯一的大笔开销是父亲花了7,000加元——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买了一台IBM兼容的286电脑，父亲用它来做研究，同时也教儿子如何编程。如果你想从赵长鹏的早期生活中一窥他将成为亿万富翁的线索，这可能就是一个。他从被别人称为天才的父亲那里学习，这在赵长鹏以后的生活中至关重要，因为他建立的技术将为币安提供动帮助。赵长鹏说：“我的父亲是技术方面的导师。” 在高中时，他的一些更富裕的朋友开始工作，主要是为了寻求新鲜感，或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想让他们了解工作的严酷。赵长鹏是唯一几个依靠工作就能够维持生计的学生之一。这包括夏天在雪佛龙公司通宵值班，并在麦当劳工作了两年。在他后来成为加密货币大亨的生活中，有人以赵长鹏在快餐连锁店工作的经历取乐。但是，与一些出身贫寒的富人不同，赵长鹏从未将自己与曾经所处的工人阶级保持距离，甚至转发自己穿着麦当劳服装的图片。 总的来说，赵长鹏把他的高中时代描绘得很愉快，甚至将其形容为田园诗般的生活。他很享受担任排球队队长和参加加拿大全国数学竞赛的四年。他从一位体育老师那里得到了“冠军”的绰号。赵长鹏的高中朋友泰德·林（音译）说，这个名字很可能是由于学校里的许多人都在不会发“长鹏”的读音。赵长鹏只是在进入加密世界后，才采用了他现在的名字赵长鹏。他说，他早些时候曾经尝试使用“CP”这个名字，但网上的朋友告诉他这是非法市场上“儿童色情”（child porn）的简称后，他放弃了这个名字。 尽管他对温哥华（他说他想在那里退休）和加拿大很有好感，但他的一些行为却掩盖了他所宣称的好感。他承认，他已经多年没有踏足这个城市，而且他在那里没有任何积极的家庭或慈善方面的联系。尽管如此，赵长鹏坚持认为，他是加拿大人，不仅是因为他的护照信息，而且是因为他的性格。他说：“我像一个加拿大人一样思考。我们是善良的人，没有侵略性，不会过度竞争，一般都乐于助人。” 他对加拿大（这个他长大的地方）予以温暖评价，因为他在此受益颇多——但这与后来让他成为亿万富翁、加密货币之王后取得的成就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 畅销理财书改变人生 截至今年4月初，赵长鹏在彭博社的亿万富翁名单上排名第46位，净资产为290亿美元（赵长鹏称这个数字“不准确”，“考虑所有的波动，很难估计”）。他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新闻中。去年秋天，许多媒体集中报道了他在FTX进行的大胆加密货币交易，使他的竞争对手萨姆·班克曼-弗里德覆灭；最近的报道则关于币安和监管机构之间因为赵长鹏玩弄规则而导致冲突不断。虽然很多不墨守陈规的科技企业家在大学时代就展示了他们大胆、挑衅的特质——想想《社交网络》中描绘的马克·扎克伯格，但这似乎并不是赵长鹏的情况。 在1995年完成高中学业后，赵长鹏搬到了3,000英里外的麦吉尔大学。离开气候温和的温哥华，来到讲法语的蒙特利尔。这个地方的冬天非常寒冷，市中心的大部分地方都由地下隧道连接。根据赵长鹏的说法，他在麦吉尔大学没有什么突出的学术或社会表现，尽管他把专业从生物转到了计算机科学，因为“在高中，生物是和人类打交道的。在大学里，关注点又回到动物身上，我对此没有兴趣。”在空闲时间，他去滑旱冰或和朋友一起去吃越南粉，在校园的计算机实验室里玩到很晚，把代码敲进初级的苹果台式电脑。 在麦吉尔大学学习的末期，赵长鹏确实公开显示出他后来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的才华，1999年他与教授杰里米·库伯斯托克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学术论文——这个话题在20年后才变得广受关注。坐在蒙特利尔的一家咖啡馆里，库伯斯托克说他对赵长鹏记忆深刻，部分原因是因为赵长鹏是他研究生研讨会上唯一的本科生。库伯斯托克回忆道：“他对我说：‘这不会带来很好的报酬，但可以带来很好的经验。’”在库伯斯托克的记忆中，赵长鹏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非常聪明。但多年后，库伯斯托克惊讶地发现他的前学生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赵长鹏说，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一些改变他生活的东西——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像《阿特拉斯耸耸肩》那样的长篇大论，而是一部针对典型中产阶级、普通人的读物：《富爸爸，穷爸爸》。这本出版于1997年的个人理财畅销书用寓言故事讲述了两个父亲的故事——一个是努力工作了一辈子却没有什么收获的父亲，另一个是作为企业家或投资者而致富的父亲。这本书让赵长鹏对自己父亲建议产生了怀疑。那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在私营部门工作，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将获得专业上的尊重，但不会拥有多少物质财富。 “我父亲一直教导我去努力工作，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的父母都有这种心态。他们不喜欢做生意。我读了《富爸爸，穷爸爸》之后，我开始想，也许我想拥有一家企业。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当首席执行官，而是创造一些有意义的业务。” 当赵长鹏的想法转向创造财富时，他确实做出了一个与扎克伯格和其他天才亿万富翁一样的选择：从大学辍学。2000年，他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暑期实习中转正，并决定不再回到麦吉尔大学。（许多媒体报道说赵长鹏是麦吉尔大学的毕业生，但这是不准确的。） 他的数学和写代码能力很快让他在金融之都纽约市找到工作，在那里他为彭博交易公司开发了期货交易软件。但四年后，即便是纽约也无法与当时全球最热的商业中心上海相提并论，于是，赵长鹏搬到了中国——上次踏上这片土地，还是十多年前。 在上海学习社会规则的“海归”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移民问题的社会工作教授殷妙仲说，位于中国繁荣的东南沿海的上海是当时驱动中国经济引擎的“火车头”。2005年，也就是赵长鹏搬到上海的那年，该市成为全球第三繁忙的集装箱航运港口，仅次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同时，它连续第14年实现了11%的GDP增长。中国正在崛起，上海正处于这一切的中心。 关键的是，赵长鹏在上海的早期正值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国内科技公司和行业领袖正在飞速崛起。李彦宏、马云和马化腾在千禧年之初创立了他们的公司，正在经历着投资和发展的爆炸式增长。 赵长鹏说：“我被教导要去正在发展的地方，而不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 他并非唯一回到上海的年轻加拿大人。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严重的经济衰退刺激了2000年代中期激增的逆向移民。像赵长鹏这样的回归者被称为“海归”，这是一个中国双关语，表示移民海外但又回到中国的人。据一项研究估计，截至2017年，近50万海归从加拿大和世界各地抵达中国。 对赵长鹏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来说，时机再好不过了。殷妙仲表示，会说英语、受过西方教育且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海归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相较于当地同龄人，他们的薪水更高。 然而，尽管赵长鹏来到了一个渴望接纳他、他能说当地语言的城市，他坦言，在中国快速、激烈、自由奔放的商业环境中，难以应对模糊的规则和法规。他回忆说：“我不了解商业文化，不得不从头学起。”在纽约、东京和温哥华，以规则为基础的企业和平等主义理念盛行，对赵长鹏来说，关系的关键性，尤其是与可能成为支持者的国家官员的关系，显得很陌生。在营造这些商业关系时，酒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白酒这种烈性中国酒常常在商业谈判中出现，表达善意和尊重。 赵长鹏说：“我读过关于它的书，听过关于它的传闻。但你知道，当你真正去做生意，在与相关人士的晚宴上，他们喝白酒……他们谈论关系，有时还有其他事情需要照顾，这些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所以我从来不太喜欢这种做法。” 尽管如此，赵长鹏在上海迅速发家致富。2005年，他与其他四名外籍人士共同创立了Fusion Systems，一家提供高频交易系统的软件即服务（SaaS）公司，并与高盛集团和瑞士信贷等全球最大银行达成合作。在此期间，他迅速学会了规则——在中国，他说，规则是“故意模糊的”，这赋予了政府在解释和选择性执法方面的巨大权力。这位新晋企业家发挥了自己的数学和编码能力，但他在公司的角色也教会了他如何“像销售员一样思考”，因为他利用海归身份在东西方之间充当经纪人。作为一名初级合伙人和唯一“看上去像中国人……在中国环境中”的人，赵长鹏一直在考虑“如何推销公司服务？如何获得下一个合同？” 然后——正如关于赵长鹏传说，2013年一个深夜的扑克游戏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这场游戏中，中国顶级比特币传教士李启元和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风险投资家曹大容向赵长鹏介绍了加密货币。赵长鹏全力以赴。他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公寓，投资100万美元购买比特币。这位未来的亿万富翁离开了Fusion Systems，首先加入了加密货币创业公司Blockchain.info——早期主要作为跟踪比特币交易的网站——担任技术负责人。一年后，他被聘为中国交易所和代币创业公司OKCoin的首席技术官。 OKCoin是赵长鹏锻炼自己成为大胆的公共加密货币人物的战场，他毫不畏惧地参与公开的战斗。起初，赵长鹏在Reddit等平台上与公众互动，这在首席技术官中并不多见，他在这些论坛上礼貌但坚定地反驳对OKCoin和加密货币的批评。然而，2015年，赵长鹏与OKCoin的首席执行官徐明星因为公司的发展方向而产生争执，他离开了公司，转而在相同的平台上撤回了之前的声明，并抨击了他的前雇主。 在一篇长达1,600字的Reddit帖子中，赵长鹏详细介绍了在徐明星的指导下，公司利用机器人提高交易量、伪造准备金证明和不透明财务的情况。作为回应，徐明星指责赵长鹏伪造学术资历并进行其他欺诈行为。虽然争执最终平息，但这表明赵长鹏在争论中愿意猛烈出击，同时也让中国对新兴加密货币行业的监管愈发严格。 赵长鹏与他的下一家公司比捷科技的争议和边界推进更进一步。比捷科技是另一家软件即服务公司，为交易所和交易平台提供软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比捷科技的技术成为了30家中国交易所的基石，后来还成为了币安的动力来源。 然而，麻烦很快出现，因为赵长鹏的技术所支持的大部分交易所都涉及“邮币卡”交易——中国帝国时代和革命时期的邮票，这引发了一场郁金香式的狂热。随着邮币卡狂热的蔓延，邮票交易的线上交易所和可疑的卖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所谓的“邮票老师”和“财富顾问”诱使毫无戒心的投资者加入QQ和微信等消息平台上的投资聊天室，在那里他们建议投资者通过数字交易所购买邮票和收藏品的股份，承诺会有超高回报。但许多都是蓄意操纵和抛售的骗局。根据《证券时报》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普通投资者（尤其是老年中国人）损失了数亿元人民币，其中一些人甚至失去了他们的全部养老金。 赵长鹏与邮票诈骗没有直接关系，但他的技术可以说助长了这种诈骗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这种猖獗的狂热使当局高度警惕：中国政府迅速制定了新规，限制了奖励违规和冒险行为的数字平台的无节制增长，对数字金融创新的怀疑也更甚。2017年1月，国家下令邮票和收藏品交易所整顿或关闭；到当年8月，这些交易所的运营被叫停。比捷科技的大部分客户都倒闭了。 与此同时，赵长鹏的雄心开始寻找其他出路。2017年，加密货币价格的大幅上涨吸引了数百万新投资者进入这个领域。赵长鹏看到了这个行业的领导者，总部位于旧金山的Coinbase从中获利。他看到了一个机会，并于当年7月在上海创立了自己的交易所——币安。 短短一年时间，币安凭借其优质的交易平台、全球客户群和几乎无管制的监管政策，超越Coinbase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平台。不久之后，该公司成为首家推出自己区块链的交易所——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壮举。客户能够通过交易获得代币奖励，币安还增加了交易数百种数字资产的能力，包括那些来源不明的货币。这些策略帮助币安从Coinbase和其他竞争对手那里抢占客户，公司的低廉交易费和在审查客户方面提出的少量或零问题的政策也起到了作用。 到现在为止，赵长鹏显然已经适应了亚洲更快更猛烈的商业规则，这使得与北美公司竞争相对而言就像是小儿科。在《加密货币之王》一书中，一位亚裔美国企业家嘲笑那些惊叹币安突然崛起的媒体：“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傲慢和偏袒西方市场崛起的公司。亚洲并不在Coinbase的基因中。我看到了他们无法弥补的文化鸿沟。” 然而，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功，币安在中国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早在2013年，中国就首次限制银行处理加密货币交易。为了遏制资本外流、打击金融诈骗以及更紧密地控制国家金融体系，2017年9月，中国当局禁止了首次代币发行（ICOs），并开始关闭加密货币交易所。为应对这一举措，赵长鹏在几周内秘密而紧张地将200多个阿里巴巴服务器上托管的数据迁移到亚马逊网络服务和其他的服务器上。这项工作取得了成功，赵长鹏和其他币安员工迁往了东京，结束了他在中国作为企业家的12年生涯。 赵长鹏的力量因为离开中国而增强 从某种程度上说，离开中国对币安及其创始人赵长鹏的长远利益有所帮助。多年来，赵长鹏及其公司一直受到美国竞争对手的影响，他们将币安描述为与中国结盟。这样的联盟将使赵长鹏与美国监管机构的关系更加困难，尤其是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期。多年来，该公司一直被指控故意掩盖其中国血统和在华业务活动，币安对这些指控予以否认。 然而，对于一个更喜欢在政府监管之外运营的公司和创始人来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期容纳他们。币安在日本的停留时间很短。2018年，骗子利用伪造的谷歌广告欺骗客户输入他们的币安登录信息，然后清空他们的账户。币安并未直接对损失负责，但这一丑闻导致日本监管机构要求币安注册为交易所，这对赵长鹏来说是一个不合适的选择。于是，赵长鹏决定将他的加密帝国迁移到马耳他，当时的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愿意欢迎所有与加密货币有关的事物，不会提任何其它问题。 在马耳他的时期也很短暂，币安宣布将不再寻找新的总部地点，而是无总部运营。有一段时间，币安的去中心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赵长鹏似乎出于有所意图和目的而脱离了网络。2021年，币安的一个对手在美国就取消上市代币一事起诉币安。原告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来寻找赵长鹏。在关于调查结果的报告中，私家侦探表示，他的团队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来追踪赵长鹏，但未能成功，他怀疑币安雇佣了其他人来掩盖赵长鹏的过去和行踪，使他“几乎无法被发现”。最近，《财富》杂志联系到这位私家侦探，他证实报告中的言论是准确的。（该诉讼最终被驳回。）直到2022年，赵长鹏才在迪拜露面，那里几乎没有对加密货币交易的限制。 币安的迁徙方式在加密货币信仰者中受到了赞誉，这些信仰者痴迷于去中心化。不出所料，这让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币安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离岸赌场。并非没有道理。在过去的三年里，已经曝光了币安从事一系列道德上可疑或可能完全犯罪的行为。其中包括宽松的“KYC”政策，这使得伊朗用户得以在币安的交易所上进行交易，尽管该国受到国际金融制裁；以及2018年一项未能实现的计划，该计划是在美国注册子公司，根据提出这个计划的币安高管所说，其目的是作为一个“regulatory sinkhole”（监管污水池），分散美国监管机构对公司其他部分的注意力。 币安承认参与了可疑的策略，但表示已经摒弃了这些策略。今年2月，该公司声称即将与美国司法部和其他监管机构达成一项全面和解，解决过去的不当行为并规划未来道路。尽管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最近针对币安提起的诉讼引发了关于和解可行性的疑问。 与此同时，公司表示希望翻开新的一页，但监管机构对加密货币的普遍不信任使这一愿望变得复杂，尤其是在交易所FTX崩溃之后。 尽管正是赵长鹏的推文揭露了去年11月FTX的丑闻，但他表示，他和其他人一样对萨姆·班克曼-弗里德犯下的欺诈行为感到惊讶——他曾经认识萨姆·班克曼-弗里德，并在FTX成立初期投资过这家公司。 在2020年至2022年初的加密货币繁荣期间，赵长鹏和萨姆·班克曼-弗里德是这个领域的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经历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最明显的是，他们都是学者的子女，尽管赵长鹏的父亲只是在大学界的边缘人物。相比之下，萨姆·班克曼-弗里德则是斯坦福大学两位法学教授的儿子，在校园里拥有一栋漂亮的房子，过上了学术界最高层次的生活。 如今，这两个人的处境截然不同。萨姆·班克曼-弗里德仍然住在父母的房子里，等待着一系列欺诈指控的审判，这可能会让他终身监禁。与此同时，赵长鹏早已成为一位父亲，他与币安的联合创始人何一已经育有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 很容易想象赵长鹏对竞争对手的特权和权利感到愤怒。萨姆·班克曼-弗里德曾经多次在推特上嘲笑他，包括在2022年夏天暗示赵长鹏一旦踏上美国领土就会被捕。（币安表示，赵长鹏近年来多次访问加拿大，包括参加父亲的葬礼，但在那里保持了非常低调的生活方式。）但赵长鹏声称，他对这位曾经的竞争对手并无个人恩怨。 赵长鹏表示：“他对我来说就像那些聪明、有才华但非常有进攻性的年轻孩子。”他告诉《财富》杂志，他与萨姆·班克曼-弗里德见过三次到五次，主要把他视为客户，因为后者的Alameda对冲基金曾经使用币安作为交易平台。 截至今年4月中旬，币安似乎已经度过了加密市场崩溃（在FTX瓦解之后）和监管机构越来越积极地追击公司的双重困境。尽管其财务状况仍然是一个黑匣子，但区块链数据显示，币安近几个月来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得了市场份额，其交易量和收入可能也在增加，这可能是由于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价格的反弹。 与此同时，赵长鹏继续坚持他和他的公司是去中心化的，不属于任何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已经超越了中国、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成为了一个真正无国籍的个体。 然而，环游世界的加密货币巨头赵长鹏仍然是一个普通人；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他来自何处以及塑造他的力量。对于赵长鹏来说，这些力量可能与地理位置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家庭有关。 父亲的遗产 赵长鹏的英语并不完美，从他的推特动态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从未掌握北美惯用语——例如，他去年称“MLB umpires”（MLB裁判）为“baseball referees”（棒球裁判）。但他的谦虚和体贴感觉很像加拿大人。在30分钟的采访过程中，他的言谈举止表明——尽管他的新身份是在迪拜拿着便笺四处游荡的亿万富翁——他的身体内仍然有30年前在温哥华麦当劳吃薯条的少年。 尽管如此，还是很难确定究竟是什么在驱使他前进。加密仍然是一个前沿行业，每个主要参与者，包括Coinbase等老牌机构，都尽量在用“狡猾”的策略来获得优势或只是为了生存。尽管币安最近承诺要“步入正轨”，但它可能比大多数竞争对手距离法律更遥远。 尽管如此，当被问及在温哥华长大时是否学会了违反规则时，赵长鹏否认：“我一直是一个相当亲近、守规矩的公民……我的性格总是保守的，尽管人们可能不这么想。”但他表示，加密货币的文化改变了他的看法：“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新事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则。因此，与其说我们想改变规则甚至避免规则，不如说我们只是想寻找更有利的地方。” 这个论点在某些方面具有说服力，但也让人觉得是为币安的自身利益量身定制的。赵长鹏显然已经能够找到规则即对他和币安最有利的地方，也可以说没有规则。这与他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父亲则遵循着不同时代的规则。 加拿大安大略省GeoTech公司的地球物理学家让·勒高根据行业大佬的推荐聘请了赵长鹏的父亲Shengkai Zhao，他曾经和Shengkai共事六年。勒高记得Shengkai是一位杰出的地球物理学家，具有非凡的技术头脑。Shengkai编写了原始代码，让GeoTech能够使用软件创建地球物理数据的3D反演，这对工程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工具。公司至今仍然在使用他的用户手册。乐高补充说：“后来也曾经请其他地球物理学家做同样的工作，但他们无法复制Shengkai，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勒高认为，Shengkai就像为工作而活，他本来可以在学术界或商业界达到顶峰，但其为人实在过于谦逊了。Shengkai从不吹嘘自己的知识或成就。赵长鹏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财富》杂志，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英语水平很差，也从未经商，“他很难把他解决的问题商业化”，因此父亲从来没有赚过什么钱。 赵长鹏回忆说，他看着父亲从早到晚在实验室或台式机上研究复杂的数学方程式。但尽管如此，历史力量和作为移民的变化，意味着Shengkai只能在学术界的边缘耕耘，永远无法享受到如果他出生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就可以赢得的声望。 但儿子赵长鹏受到了移民带来的影响，币安帝国的成功或许是赵长鹏替父亲完成了此前永远无法实现的命运。 Shengkai在去年死于白血病。想起他，赵长鹏的语气带着几分惋惜，仿佛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我父亲整天都在他的实验室和电脑上度过，他从未参加过我的任何一场排球比赛。我当时是队长，每周打两场比赛，但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看过一场比赛。” 富爸爸和穷爸爸的共同之处，或许是对工作的专注。即使对亿万富翁来说，这种品质也是有代价的。赵长鹏担心，在他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中，他可能会“沿袭”自己父母的这种“疏忽”。“我确实有这种特质。”他说。（财富中文网）